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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研究界素有“北敦煌、南大足”之说，重庆大足石刻是中国南方最大的石窟造像群，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5万余尊石窟造像演绎了石窟艺术于宋代步入晚期后的再度辉煌。1999年12月，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申遗成功20周年之际，12月1日-6日，“2019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纪念会”在重庆大足举行，澎湃新闻从会议获悉，20年来，大足石刻共实施文物保护项目80多项，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也为南方石质文物保护提供了“大足样本”，而新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则是我国对大型石窟群进行全面编纂的一部考古报告集。“在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推动下，大足学应运而生，将大足石刻研究上升到了系统与学科的高度。”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

宝顶卧佛（释迦涅盘圣迹图）是大足石刻最大的一尊造像。

“大足样本”，20年来的保护、抢救与解读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为唐、五代、宋时所凿造，明、清两代亦续有开凿。作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主要分布于重庆大足区西南、西北和东北的扇区，共23处。较集中的有宝顶山、北山等19处。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造像最精美。除佛像和道教造像外，也有儒、佛、道同在一龛窟中的三教造像，而以佛教造像所占比例最大。

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唐、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风格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具有前期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1999年12月1日，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足宝顶山石窟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昨天说，大足石刻是在中国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际，而在南方长江流域崛起的一处大型石窟群。它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完成了佛教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生活化的历史进程，代表了公元9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瑰宝。“20年来，国家文物局也一直高度关注大足石刻的保护利用工作，持续安排专项资金，不断加强技术指导，调整国内外资源，大力支持大足石刻在遗产监测、本体保护、安全技术防范、综合治水、岩体加固、防风化等方面开展系列保护工作。特别是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抢救保护工程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将宝顶山卧佛、小佛湾造像修缮工程作为川渝石窟保护的示范项目，更是体现了国家文物局对大足石刻的高度重视。”

2019年6月29日，工作人员对大足石刻造像进行超声波检测。

据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幸军介绍，20年来，重庆在大足石刻保护管理中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近10年累计投入3亿元，实施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宝顶山大佛湾卧佛水害综合治理、北山石刻周边造像抢险加固等23项工程，建成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为南方石质文物保护提供了“大足样本”，“同时还推进‘大足学’学科建设，设立‘大足石刻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出版《大足石刻全集》，选择一百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开展百场展览、百场讲座、百馆赠书、百集微视频展播‘四百工程’推广活动，全面解读大足石刻的人文精神，凝聚起保护传承大足石刻的强大合力。”

大足宝顶山石窟《父母恩重经变相》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在会议开幕现场表示，20年来，大足石刻在保护理念、保护工作、保存环境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20年前，当大足石刻跻身于世界遗产这个舞台时，就不仅仅意味着一时的荣耀，更重要的是如何用世界遗产的标准和理念去不懈地捍卫这份荣耀，去承担这份责任。20年来，在保护方式上，大足石刻正在从以抢救性保护为主，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的方向转变；在保护对象上，正在从更宏观的真实性原则出发，向文物本体所依存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历史信息的保护拓展；在保护内容上，完成了以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卧佛渗水治理，观经变、地狱变抢险加固，南山、石篆山石刻综合保护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物保护项目，使石刻病害得到了有效遏制；在保护手段上，更加注重科技保护,建成了大足石刻安全技术防范中心、保护中心、监测预警中心。可以这样说，大足石刻从未像今天这样，正在借助科技的翅膀，努力延缓其生命。大足石刻的保存环境实现了新提升，先后完成了宝顶山、北山石刻区煤改气、危岩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工程。特别是投资12亿元，通过提档升级，使宝顶山石刻景区成为了集石刻、寺院、塔幢等各类文物资源，以及陈列展示、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具有震撼力的文化旅游精品景区。”

北山石窟第172龛 弥勒下生经变相 北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乔云飞认为，石窟及石刻保护一直是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难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专业机构和大足当地的文物保护机构，不断尝试引进地质学、岩土工程、测绘、化学等领域的技术与学科知识，开展了针对文物本体的抢险加固、水害治理、防风化、本体修复等系列保护工作，形成了一批多学科合作的科研成果。目前正在开展的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大足宝顶山卧佛、小佛湾石刻造像保护修缮工程，涉及文物价值、岩体地质特征、砂岩表层风化病害类型、彩绘贴金工艺和劣化、彩绘加固材料适用性、造像妆彩研究与色彩重建、生物病害治理与监测等方面综合研究工作，均为当前石质文物保护行业的难题和前沿热点。”

巴基斯坦政府考古与博物馆司司长阿卜杜·阿奇姆在会议开幕式上说：“在我心里，大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称谓，而是一个创造了人类文明而值得所有人敬仰的文化圣地。”同时他也相信，此次会议的举办，各位专家学者齐聚大足，进一步考察研究大足石刻，深入挖掘石窟艺术的博大内涵，必将对大足石刻在保护、研究以及永续利用方面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足学，川渝石窟研究背景下应运而生

会议当天，来自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141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涉及“川渝石窟背景下的大足学”、“一带一路视野下的石窟寺研究”、“宋代社会历史与川渝地区的宗教发展”、“石窟寺保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新时代背景下的文物活化利用”等主题，并在大会学术交流后，以“人文社科”和“文物保护”两个专题展开了分组学术交流。

大足宝顶山石窟 《六道轮回图》

据主办方介绍，这些年，对于大足石刻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推动下，大足学应运而生，将大足石刻研究上升到了系统与学科的高度。先后举办的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大足石刻保护修复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意文化遗产保护创新技术研讨会、中国石质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将大足石刻融入到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此外《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研究文库》等一大批书籍、论著的出版和发表，特别是历时16年完成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告，以11卷19册的鸿篇巨制进一步把大足石刻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地。”黎方银说。

大足宝顶山石窟 《牧牛图》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在《大足石刻研究的思考与展望》的发言中表示，《大足石刻全集》在今年9月的出版是我国对大型石窟群进行全面编纂的一部考古报告集，是大足石刻研究划时代的里程碑。这部《全集》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对大足石刻的文物本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融汇科学性、史料性、文献性、记录性、艺术性于一体,涵文字报告、实物图版、研究专论与附录索引于一书,打造了大足石刻最完整的文物信息库。《全集》的问世,不仅是对大足石刻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的最好纪念,也为大足石刻研究奠定了最权威坚实的本体史料基石,成为大足石刻研究新出发的起点。但同时,大足石刻的研究也遭遇到创新乏力、领域局限等瓶颈。其主要表现，一是就研究水平论，颇有论著仍在低水平上重复前人成果,创新乏力,深度欠缺。二是就研究領域论,除了大足石刻现代保护学颇见开拓，主要仍偏重在宗教学与艺术学两大学科，其他領域则相形见绌。”

他说：“如何有效走出大足石刻研究面临的瓶颈,有必要在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新思路,开拓新領域,整合新方法,利用新手段,借助《大足石刻全集》创建石刻本体信息资料库的东风,实现大足石刻研究的新出发。”

大足北山石窟《吹笛女》

虞云国认为，9世纪末期至13世纪中叶的大足石刻的造像代表了此时期中国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一时段正是史学界所说的唐宋转型期,研究者就有必要将大足石刻置于唐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里进行历史定位,把握这一转型在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诸領域的深刻变动,汲取宋史学界的相关理论与前沿成果,有机融汇进自己的学术课题。虞云国提出了在把握唐宋之际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如何将大足石刻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有值得开拓的新天地,也成为研究者的新挑战。最后在研究思路的调整上给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

石窟雕塑上出现的裂缝

澎湃新闻获悉，当天学术研讨会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王川平、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伊斯兰学院穆罕默德·纳西姆·汗、德国石质文物保护研究所（美因兹）所长米夏尔·奧哈斯、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陈清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巍、大足石刻研究馆研究员郭相颖、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李志荣、美国南加州大学美术史系副教授李琛妍等先后作了研讨发言。

“2019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纪念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