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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稿

黎方银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 罗嘉 摄

人民网重庆6月12日电(陈琦、黄军) 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说到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八大石窟之一的大足石刻不得不提。今年5月，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石刻博物馆“升格”，“ 升格”后的大足石刻研究院要做什么？大足石刻的“全貌”是否会呈现在大众面前？大足石刻背后还有多少未解之谜？著名文物专家、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员黎方银接受了人民网记者专访。

站在更高的高度看保护

今年5月，大足石刻研究院由重庆市大足区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调整为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直属副厅级事业单位，标志着大足石刻的保护利用与活化传承迈上新台阶。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为唐、五代、宋时所凿造，明、清两代亦续有开凿。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然而，千百年的风吹雨打，也让这些人类文明瑰宝留下了“泪痕”。为保护石刻，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大足石刻研究院应运而生，负责大足石刻的保护、管理、研究和合理利用。

黎方银说，“升格”不仅是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光荣，更是大足石刻传承千年之后的又一份荣耀。它对大足石刻研究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我的理解是，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更宽的广度，立足于世界遗产的大背景、大视野，来思考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传承和利用。对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来说，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黎方银说。

仍有未曾开放的神秘石刻

据悉，大足宝顶山的小佛湾石刻目前正在修复，而这一石刻从未与观众见过面。

黎方银说，很多人都看过大足石刻，或者说到宝顶山去参观过石刻，但其实没有真正看完宝顶山石刻。

因为在宝顶山，有大佛湾和小佛湾石刻之分。小佛湾石刻建好以后，它的功能主要是供僧人修行用的，不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场所，所以800多年以来都是封闭的，没有对外向公众开放。

经过800多年的风雨浸蚀，小佛湾石刻病害非常严重。从去年6月底开始，大足石刻研究院启动了小佛湾石刻的修复，目前进展顺利，估计在2023年可以修复完成，届时将会对公众正式开放。“到那个时候，希望大家到宝顶山的时候，不仅能看到大佛湾石刻，还能看到这样一个比较隐秘的小佛湾石刻。”黎方银说。

大足石刻保护要求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

风吹、日晒、雨淋、侵蚀，对石刻来说难以避免。当下大足石刻的保护任务重不重？难点在哪里？

“经过人工雕凿、处理过的像大足石刻这样的砂岩石头，1000年左右是它的一个临界点。”黎方银介绍，1000年左右之前，可能石刻处于“青年”“中年”的身体状态，有一点病能够抵抗。但是1000年左右之后，它就开始进入老年期了，有一点病害影响就会非常大。而大足石刻正好是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的时间点，所以它渗水厉害，特别是风化破坏比较严重，从而对保护工作不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前我们通过大量的工程措施来进行保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实实在在讲，好做的保护项目、容易采取的保护措施，我们基本上都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和今后要做的，都是一些病害越来越复杂、技术要求越来越高、需要跨学科综合性开展保护研究的项目，通俗地讲，要做的都是啃硬骨头的工作。”

黎方银说，特别是针对文物本体的病害，其保护修复和治理既要遵守文物的真实性原则，更要考虑其完整性和安全性，还要兼顾其社会价值和艺术审美等等，所以文物本体的修复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做支撑，需要慎之又慎。从这个角度讲，今后大足石刻的保护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难度会越来越大。

目前，大足石刻研究院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是防垮塌，二是防渗水，三是防风化。

大足石刻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如今，市面上有很多关于大足石刻的出版物、影像作品，解密大足石刻背后的故事。对大足石刻来说，背后的故事是否已经挖掘完了？还有没有未解的石窟之谜？

黎方银说，大足石刻是一座伟大的宝库，它所蕴含的历史、人文、科学价值巨大。既然是宝库，那就是取之不尽，挖掘不完的。所以，虽然大足石刻的研究史已经近百年，但很多未解之谜，还有待于包括观众在内的人们去挖掘。

“我举个例子，宝顶山石刻大概经过了70年左右的时间，由赵智凤一手主持建造起来，但是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现建造时的一些重要遗物，包括经卷、绘画、工具、寺院中的宝物等等。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哪一天，某位有缘的游客在大足石刻参观时，于偶然之中发现类似于敦煌‘藏经洞’的藏宝之地，到那时，可能很多未解之谜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包括黎方银在内的大足石刻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现在发现的、研究的完整地记录下来，传承于后世，这同样是一种保护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历经14年，在去年出版了《大足石刻全集(11卷19册)》这样一部书。出版它并不是说要我们现在就要读这个书，而是要把我们看到的大足石刻的面貌用各种可以记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让这些珍贵资料流传于后世，这是我们做文物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也是我们文物工作者在这个时代应尽的责任。”黎方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