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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11月18日，“成渝文旅新地标”等五大榜单发布，重庆大足石刻获得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称号。大足石刻是中国南方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199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开凿年代从晚唐起一直绵延到明清时期，拥有儒释道造像10万余尊，因此业界有“北敦煌、南大足”的说法。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对封面新闻表示，大足石刻所处的位置，正好在成都和重庆中轴线的中心，“所以大足石刻可以说是巴渝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桥头堡，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要发挥好桥头堡的作用，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

大足石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直以来都吸引着全世界考古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的目光。黎方银表示，研究院希望借成渝双城建设的契机，用国际化的眼光来打造大足石刻，使大足石刻在成渝双城发展当中，起到文化引领的作用。

藏于翠岭千年的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初凿于晚唐，成熟于宋末兵乱时期，明清时期也有增刻。但由于大足非古邑名城，元朝以后又失去州县活动重心的地位，所以一直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历代典籍中对大足石刻记录也很少。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学贤聚于巴蜀，不仅掀开了近代巴蜀考古的第一幕，也首次掀开了大足石刻的神秘面纱。

大足石刻

上世纪40年代，以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首先对大足石刻进行了初步调查；1945年，杨家骆、马衡、何遂、顾颉刚等15人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首次系统考察了北山、宝顶山、南山等造像区，并进行了初步编号测量工作，称大足石刻与北方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一时间使得大足石刻名扬天下。但编辑一套系统的大足石刻考古报告却要等到40年以后了，更不要说文物保护工作。

黎方银1962年8月出生于重庆市荣昌县，曾先后就读于四川省旅游学校、复旦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长期致力于佛教美术研究。1982年，19岁的黎方银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足县文管所工作，从此与大足石刻结下不解之缘。

据黎方银回忆，他初到大足石刻时，那里“堆堆荒土、片片杂草，一片荒凉”。但掩映在山林中斑驳的石刻造像，其精美绝伦的造型还是震撼到黎方银，也令他不顾一切的投入到石刻研究中。

1985年至1988年，黎方银完成大足北山石刻154个龛窟的调查。“调查期间，看着那些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石刻瑰宝，我梦想着有朝一日将它们完整地记录下来。”

这一时期大足石刻也借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机会，开始进行有计划的保护，“但资金远远不够”。而且，大足石刻不仅缺钱还缺人缺技术，“比如那时开展保护工作，国家给的主要是工程经费，无力投入更多的人力来开展勘察和研究。”

修复专家在对大足石刻宝顶山小佛湾的造像进行清洁

担起川渝石窟保护领头重任

1999年，大足石刻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大足石刻的保护和研究走向新的篇章。2003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前身）组成了以黎方银为组长的课题组，耗费7年时间，以考古报告的形式编写和出版《大足石刻》。这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集。

申遗成功后，大足石刻的文保工作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经历数年的调研、修改，《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出台，为大足石刻的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如今大足石刻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石窟造像研究和保护领头人。但整个川渝地区石窟造像的研究保护才刚刚开始。

黎方银告诉封面新闻，川渝地区是石窟造像的富集地区。在重庆直辖以前，全川有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在10个以上的地点有120多处，无论是数量还是技术都堪称全国石窟之冠。

四川广元千佛崖（北魏至唐）

四川夹江千佛崖（唐）

盛唐以后，北方中原地区的石窟由于战乱，渐显出颓势，而四川的石窟在此时异军突起，历经中晚唐、五代、两宋，400年昌盛不衰，就造像内容而言，不仅佛、道并作，还有极珍贵的密宗造像，乃至三教合一的造像等等。

“如果要讲中国石窟的发展，离开了川渝石窟的话，起码在整个唐代以后就没有可说的了。”

但由于川渝石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在石窟保护和研究上，川渝两地尤其是地方文博单位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黎方银表示，借此次川渝共建的东风，今后两地文物保护的技术这方面，也会迎来大融合的契机。黎方银期望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提之下，开展好川渝石窟艺术的文化价值的挖掘和文化的传承利用工作。

“现在各地都在建保护中心，但是如何用课题的形式能够把这些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做更多的事，我觉得这是我们川渝两地要思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川渝石窟的保护，这一次在国家文物局的总体的部署当中，已经（把川渝石窟保护）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下一步是要大力开展川渝石窟的保护利用，所以这方面我们的工作从明年开始会更加紧密。”

黎方银觉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一定是文旅先行，因为两地的文化是最相通的，是最相近的，“我们整个成渝都是在一个文化圈之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首先我们要从文化的层面来打通成渝两地的这种民心，架起这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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