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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到中国，从阿旃陀到大足，石窟艺术传播之路上，连缀着一处又一处璀璨明珠。

在巴渝大地上，716处石窟寺点缀其间，成为中国石窟寺极为富集的地区之一。其中，最为夺目的一颗莫过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石篆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等为代表，是9至13世纪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代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丰碑。宋末之后，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影响力的石窟造像。

释迦涅槃圣迹图。(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这里有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形若孔雀开屏，绚烂夺目;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半身卧佛造像释迦涅槃圣迹图，双脚隐入岩际，右肩陷于地下，给人无尽遐想……这些款款而来的艺术珍宝，令人魂牵梦萦，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更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参观北山、宝顶山等处唐宋造像……”在大足北山石刻长廊中，有一处高70厘米、宽86厘米的石碑“大足石刻考察团碑记”。它虽然距今仅有70余年历史，却记载了大足石刻被发现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合影。(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故事要从1944年说起。

是年冬，大足本土学者陈习删主编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一书，被送往位于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印刷。时任馆长杨家骆注意到，这部县志《山脉》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湮没无闻的北山、宝顶山石刻造像。

这些造像究竟有何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1945年4月，杨家骆邀集15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大足实地考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这些赫赫有名的学者均在考察团之列。

1945年是乙酉年，这次乙酉之行是对大足石刻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使沉寂近千年的精美石刻艺术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宝顶山华严三圣。(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文献记载，此次考察历时7天，考察团考察期间，拍摄照片200余帧、摹绘200余幅、拓碑100余通。考察完毕后，由马衡手书此次考察经历，其后刊刻于北山之上，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大足石刻考察团碑记”。

考察团高度评价，宝顶山石刻“为南宋大足人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其规模之宏大，系统之完整，在国内堪称第一”，千手观音“鬼斧神工，叹观止矣”，圆觉洞造像“妙丽庄严，完整如新，极精巧”。

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拍摄的北山石窟(左)与2018年重庆出版社拍摄的北山石窟(右)。(重庆出版集团供图)

值得一提的是，大足境内的摩崖造像在“乙酉考”前无统一称谓，“大足石刻”一名，首因考察团使用而延续至今。

此后，大足石刻逐步走进更多专家学者视野——

1947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受邀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建筑发现”与“唐宋雕塑”两个学术报告，首次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反响强烈。

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一大批历史、考古、美术史家来到大足，或考察研究，或著书立说，对推动大足石刻学术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走进大足，就走进了世界石窟艺术的最后殿堂，聆听到世界石窟艺术的巅峰绝唱。”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昉称。

隆冬时节，拾级而上，走进巍峨壮观的大足石刻博物馆，漫步在一幅幅世界著名石窟的摄影作品前，东西文明交融的壮丽情景令人感慨良多。

大足石刻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石窟艺术之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有一个人绕不过去，他就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

谈起50年如一日守护大足石刻的经历，84岁的郭相颖仍十分健谈。

1986年，大足石刻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1987年，郭相颖从相关文物专家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欣喜之余，他有些顾虑：“大足石刻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大，但研究人才和成果欠缺以及环境问题等，有可能成为申遗的‘拦路虎’。”

“不使大足石刻驰名中外，死不瞑目。”面对困难重重，郭相颖在内心立誓，一定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宝顶吹笛女。(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在当时重庆市文化局等市级部门和大足县相关负责人的支持下，治理宝顶山景区环境、开展“北山石窟治水”等重点保护工程、编撰《大足石刻铭文录》等图书的工作陆续开展。在各层面的共同努力下，大足石刻景区的面貌逐渐焕然一新，保护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万事俱备，静候佳音。当地时间1999年12月1日11时45分，在摩洛哥古都马拉喀什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主持人宣布：“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消息让重庆沸腾了!

心情平复之后，人们意识到，大足石刻既是重庆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宝贝，让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代代相传，是文物工作者最重要的使命。

在大足石刻实施的重点保护工程中，不得不说千手观音石刻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

修复后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2008年至2015年，累计有国内外十余家专业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参与到这个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中来。

一尊造像为何牵动这么多“名医”的心?

“千手观音共有34种病害互相叠加，是一个危重症患者。金箔开裂、脱落、变色只是表象，最要命的病害是在石质胎体。”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说，每修复一只手，要经过表面除尘、揭取不稳定金箔、加固粉化石质等13个流程。最终，修复千手观音共使用加固材料约1050千克，金箔粘接大漆等材料约1000千克，金箔44万余张。

2015年6月13日，修复后的千手观音重新对外开放。千手观音昔日风采辉煌再现，受到更多世人瞩目。

作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独特星座，大足石刻历久弥新，其光芒不仅震古烁今，更将照耀未来。

历史进入21世纪，大足石刻的学术研究已初具体系。继往开来，一门新兴的地域性学科——大足学正在形成。2013年1月11日，首个“大足学研究中心”在四川美术学院成立，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20年，该研究中心升格为大足学研究院。

目前，大足石刻研究院正在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庆市石窟寺及石刻铭文资料抢救性收集与整理研究》工作。经过近两年的野外调查，已编写完成了《大足石刻总录》。此外，在总结《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告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大足石刻研究院启动了大足舒成岩、妙高山及北山石窟周边造像等处的考古调查和报告编写工作。

2017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丁明夷(左二)与课题组讨论《大足石刻全集》编纂事宜。(重庆出版集团供图)

米德昉说，我们要重新审视大足石刻的价值，发现它蕴含的真正闪光之处，通过不断地调查、研究、阐释，把大足石刻的更多真相报告给广大民众，从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正如他所言，我们要让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让文物保护、研究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大足区把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大足石刻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公园，高标准打造世界知名研究院，全力建设国际知名旅游地。2018年，该区启动“四百工程”，即在全球举办大足石刻百场展览、百场讲座、百馆赠书和百集微视频展播活动。仅在近两年，大足石刻展览就亮相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深圳市南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博物馆。

2020年8月16日，“天下大足——大足石刻的发现与传承”展览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记者 赵迎昭 摄

3D打印的文物复制品精致唯美、沉浸式灯箱营造出“南宋时期的众生百态图”……展览亮相金沙遗址博物馆时，运用现代科技展现大足石刻活化利用成果的展陈手段令人眼前一亮。大足石刻、金沙遗址两个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在这里相遇，吸引近25万观众现场观展，巴蜀文脉得以潜移默化地传承。

“天下大足，初见你时温婉，驻足此刻，爱你盛梦阑珊……”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展时，歌曲《天下大足》和4K宽银幕主题电影《天下大足》一同发布，让观众期待来到重庆行千里、致广大，领略巴山渝水的独特魅力。

2021年9月17日，“殊胜大足——大足石刻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记者 齐岚森 摄

“大足石刻，正以多种形式深入人心。”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该院将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推广大足石刻文化，让大足石刻传出去，让观众走进来，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一座有景更有魂的千年石窟，正在新时代踏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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